在如今酒成为了宴会聚餐，招待客人及谈生意的必须品。那么我们为何离不开酒呢？浙江金华的一家公司规定，员工喝多少酒发多少年终奖：男员工一杯白酒500元，一杯红酒200元，一杯啤酒100元；女员工在这个基础上翻番……老板解释，因为公司主要从事的是销售业务，而酒量是决定销售业绩的重要因素，所以采取了这种方式来发放年终奖。

　　要说这段时期最热的话题，一定少不了“年终奖”。“土豪派”有砌“钱墙”分红的，有发房子发车的；“奇葩派”有送内蒙古活羊的，也有发“苹果、牌、笔记本儿”的。令人眼红也好，哭笑不得也罢，在集体内部至少也算按劳分配，论功行赏。金华这家公司的年终奖，虽说是“喝多拿多、上不封顶”，土豪气息浓郁，但这一反常规的“论酒行赏”，不得不说，这馊主意有够奇葩。

　　过量饮酒伤身，这恐怕是小学生都清楚的道理。这位老板看员工在自己面前抢着端杯是高兴了，可不知他是否想过，万一喝出人命来了咋办？不胜酒力的同事，或许还会“浅尝辄止”，然后自认倒霉；可要真碰上自以为海量的人，铆足了劲要在年终奖上“勇攀高峰”，利令智昏下失了分寸，喝高了上医院的概率恐怕不低。对于那些卖肾买iPhone的人，我们或许还会嗤之以鼻，骂其咎由自取；但对于为了年终讨赏而喝坏身子的人，我们还真笑不出来。天知道年终奖对小白领而言有多重要，尤其是那些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，跨年关时，是咧着嘴笑，还是瘪着嘴哭，很大程度上，还真取决于年终奖的多少。在这样奇葩的奖励机制下，越奇葩的举动反而越显辛酸。

　　只是，旁人看着辛酸的画面，出此规定的老板却乐在其中。这心态，与那些在动物园里拿食物诱惑动物出洋相，并以此为乐的游人别无二致。不少老板热衷驾驭、驯服员工，折射出劳动力市场上雇员的权利困境。在现代商业文明里泛滥的草莽式企业文化，就像眼里的沙子，硌得人难受。虽说咱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可要这样的老板多了，你今儿“炒”了一个老板，明儿又别了另一个，没等你碰上个好雇主，或许早就“饿死”了。所以，对于这些热衷于虐人的老板，舆论应当批判。倒不全是为成全员工对年终奖的愿望，更是为了净化职场，明晰权利边界，唤起一部分人对雇员权益的重视和尊重。

　　当然，金华这位老板的法子奇葩，给出的理由却 “实在”。平心而论，说起销售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大约都是觥筹交错的场面。及至更大的范畴里，“能喝酒”还真是职场打拼的利器。“能喝八两喝一斤，这样的同志可放心”，这些潜规则早就上了台面。笔者曾参加过某国企的一次招聘，“酒量如何”那可是白纸黑字印在了试卷上，令滴酒不沾的笔者从此对同类岗位望而却步。然而，以此为招录依据的雇主，又何尝不是社会潜规则的牺牲品呢？

　　酒，在中国历史上曾是非常美好的意象。比如“煮酒论英雄”、“杯酒释兵权”。可在当下一些地方和单位，源远流长的“酒”文化恐将美感全无。不能喝的，恨它断了自己的前路；太能喝的，恨它伤了自己的身。

　　“酒”文化的扭曲，由何而来？有句话叫“感情深、一口闷”，从中可看出“酒”与“情感”的纽带；而“喝酒方能成事”进而说明了情感和个人意志在决策中的权重之大。情感的对立面是理性，最理性的无疑是制度。因而说到底，“论酒行赏”的奇葩年终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，就是一句老生常谈——扎紧制度的藩篱。商界有商界的制度，官场有官场的制度，当个人的意志不再是决策拍板的要素，畸形的酒桌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土壤，“论酒行赏”的闹剧才不会重演。

本文标签：酒

编辑：阿凯